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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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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一個書香世家。他自幼父母雙亡,由祖父李如珍撫養成人。1905年入永平府中學學習,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在校期間,他深受其老師、后為辛亥革命烈士白雅雨的影響,“目睹在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國家危亡局勢和社會黑暗狀況,激發了愛國熱忱,立志要為苦難的中國尋求出路”。辛亥革命后,因憤恨竊國大盜袁世凱的統治,于1913年冬,得到友人資助,東渡日本,就讀于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開始接觸社會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學說。當日本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亡國條件后,他積極參加留日學生總會的愛國斗爭,并擔任總會的文牘干事,向國內寄發《警告全國父老書》。這篇慷慨激昂的通電迅速傳遍全國,對國內人民的反日愛國運動起了推動作用。1916年5月,他提前中止了學業,懷著“沖決歷史之桎梏,滌蕩歷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的激情,為創造一個新的“青春之中華”的事業,啟程回國,到了上海。

同年7月,賣國賊袁世凱死后不久,李大釗應湯化龍、孫洪伊的邀請,到北京辦報,擔任《晨鐘報》的總編輯。他在報上連續撰寫了10多篇文章,揭露軍閥、官僚、政客的罪惡行徑,引起了掌握該報實權的“憲法研究會”政客們的不滿。為了堅持真理,他斷然辭職。又擔任《憲法公言》雜志的撰稿人。在《甲寅日刊》上,他發表了諸如《孔子與憲法》、《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等許多篇反對軍閥統治和封建文化的文章,“積極抨擊以孔子為偶像的舊禮教、舊道德,向當時抬出孔子來維護自己統治的反動勢力展開猛烈的斗爭”。7月,“張勛復辟”帝制,李大釗避走上海。不久,張勛被趕下臺,他又于11月返京。

1918年1月,經章士釗推薦,李大釗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隨后還兼任經濟學教授。他到北大后,很快就參加了由陳獨秀主辦的、成為當時新文化旗幟的刊物《新青年》編輯部的工作。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使李大釗受到極大鼓舞和啟發,他在1918年下半年,開始傳播馬克思主義,同時積極參與新文化運動。

1918年7月,李大釗在《言治》季刊上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明確地指出十月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是推動世界革命的巨大力量。11月15日,北京大學在天安門前舉辦了演講大會,李大釗在會上發表了《庶民的勝利》這篇著名的演說。接著又寫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的著名論文。在這兩篇文章中,他針對把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戰勝同盟國說成是“公理戰勝強權”的錯誤說法,指出這次勝利是勞工主義的勝利,是庶民的勝利,“是資本主義失敗”。他宣告:“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這是我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的光輝著作。同年12月,李大釗和陳獨秀創辦了《每周評論》。李大釗為這個內容活潑的政治刊物寫了1919年元旦社論《新紀元》一文,熱情歌頌十月革命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號召世界勞工階級聯合起來,“打破國界,打倒全世界資本的階級”。

從1918年下半年到1919年,李大釗在北京積極參加和支持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許多愛國團體、新文化團體請他指導或擔任顧問。他曾參與發起成立少年中國學會等進步社會團體,并協助北大學生的國民社和新潮社創刊《國民》和《新潮》等刊物。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發了偉大的五四愛國運動。李大釗是運動的領導者之一,他在這次偉大的運動中,始終站在斗爭的前列。

他積極撰寫文章激勵青年們投入這場斗爭,并指導許多進步社會團體在運動中起骨干作用。他在《每周評論》上發表評論文章,抨擊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賣國獨裁的反動統治,指導運動向正確的方向發展。當北大校長蔡元培被迫辭職時,他帶領教職員工奔走呼號,加以挽留。他冒著被捕的危險,散發他與陳獨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的傳單。陳獨秀被捕后,他又積極參與營救工作。

五四運動中,李大釗更加勤奮地鉆研和宣傳馬克思主義。1919年他發表了系統地介紹馬克思主義及其三個組成部分的長篇論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同時,他還同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作堅決的斗爭。這年6月發表的《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透徹地批駁了胡適鼓吹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明確表達了他的馬克思主義立場。

五四運動時期,李大釗在自己周圍團結了一批信仰共產主義的青年知識分子。鄧中夏、高君宇、黃日葵、毛澤東、周恩來等都受過他的影響。1918年秋和1919年底,毛澤東兩次來京,李大釗對他熱誠幫助。日后,毛澤東回憶這段生活時,曾深情地說:“我在李大釗領導下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使我的思想迅速朝著馬克思主義方向發展。”1919年9月,李大釗應周恩來領導的覺悟社青年的邀請,去天津發表演講和參加座談。翌年,他又支持周恩來等人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北配殿舉行座談會,商量覺悟社、少年中國學會、人道社、曙光社和青年工讀互助團等5個團體組成“改造聯合、共同奮斗”的問題。

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秘密發起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參加研究會的許多人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研究會為了便于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設法購買了一批有關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圖書,成立了一個小型圖書館,取名“亢慕義(英文‘共產主義’的音譯)齋”。也在這年3月,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派維經斯基到中國,先到北京與李大釗討論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并開始進行了建黨的準備活動。

是年7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正式擔任教授職務,他在史學系開設“史學思想史”、“史學要論”等課程,在經濟系開了“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課;在法律系開了“社會主義”課。同時在女子高等師范、師范大學、朝陽大學、中國大學講授“女權運動史”、“史學思想史”、“社會學”和“圖書館學”等課。李大釗通過大學的講壇積極向青年學生宣傳馬克思主義,傳播革命思想,點燃革命火種。

同年10月,在李大釗發起下,北京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小組成員有:李大釗、鄧中夏、張太雷、何孟雄、高君宇、范鴻、繆伯英(女)、史文彬、朱務善、張國燾、羅章龍、劉仁靜、李駿等。11月,在李大釗指導下,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建立起來,與此同時,李大釗還派人到天津、唐山等地,幫助建立共產主義小組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后,立即深入到工人群眾中去,積極開展工人運動。他們在北京長辛店工人聚集區開辦了“勞動補習學校”,創辦了《勞動音》周刊。1921年5月1日,長辛店工人舉行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大會,并成立了工會。這是中國最早的現代工會之一。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李大釗代表黨中央指導北方的全面工作。在黨的二大、三大和四大上,他都當選為中央委員。

1921年8月,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了領導全國工人運動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李大釗擔任這個部的北方區分部主任。在北京黨組織創辦的《工人周刊》上,他撰寫了許多與工運有關的文章,通俗易懂地闡明了工人階級受剝削、受壓迫的根源,指出工人階級斗爭的方向。這個刊物很快在工人中間流傳開來,反動政府屢禁不住。1922年10月,李大釗還親自參與領導了開灤五礦大罷工。接著又在1923年2月領導了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二七慘案發生后,李大釗對一些工人的犧牲,深感悲痛。他撰寫了《艱難的國運與雄健的國民》、《吳佩孚壓迫京漢勞工運動的原因》等文章,總結這次斗爭失敗經驗教訓,激勵人民繼續戰斗下去。1924年底,他出任黨的北方執行委員會書記,并辭去幾所大學的教授職務,專門從事革命工作。

李大釗十分關心農民問題,早在1923年秋,他就親自領導了北京郊區農民抗交菜捐的斗爭,并在長辛店鐵路工人的支持下取得了勝利。由此,他提出了工農要聯合開展斗爭。他還在《晨報》上發表《青年與農村》的文章,號召青年到農村去。后來又著文論述農民運動和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重要性。

李大釗對建立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作出了重大貢獻。早在1919年李大釗就和孫中山有過接觸。1922年8月,他根據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民主聯合戰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并幫助改組國民黨”的主張,受黨的委托,到上海與孫中山會見,圓滿地討論了國共合作問題。李大釗還介紹蘇聯政府代表越飛會見了孫中山。經過會談,在1923年1月發表了《孫文越飛聯合宣言》。隨后,李大釗代表中國共產黨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1924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李大釗幫助孫中山作了很多重要工作,并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2月底,他回到北京后,立即領導建立改組后的國民黨北京市黨部,開展革命工作。

這年6月,李大釗奉黨中央指示,率中共代表團秘密前往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會后,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11月奉命回國。這時馮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發動了北京政變,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當年底孫中山扶病到達北京時,段祺瑞已當上中華民國臨時總執政,馮玉祥被排擠去西山“養疴”。為粉碎段祺瑞和各地軍閥政客的“善后會議”取代國民會議的陰謀,李大釗按照黨的指示,領導中共北方區委,發動了國民會議運動,得到了全國各階層群眾的廣泛支持,僅北京就有300多個群眾團體參加。隨后,在北京成立了國民會議促成會,并于1925年3月1日召開了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對提高各階層人民的政治覺悟和促進革命運動的發展,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故。北京的黨、團組織在李大釗領導下,發動了有30萬人參加的悼念活動。出殯那天,有10多萬北京市民參加送葬,李大釗與林伯渠等親自為孫中山抬棺,形成一次大規模的反帝、反軍閥的政治示威。

1925年5月30日,五卅慘案在上海發生,消息傳來,李大釗與趙世炎領導中共北方區委在北京發動了轟轟烈烈的反帝愛國運動。先后在6月3日、10日、25日連續3次舉行了有數十萬人參加的大示威,聲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爭。1925年秋冬,李大釗和中共北方區委又領導了北京的關稅自主運動和推翻段祺瑞反動政府的運動。

1925年12月和1926年1月,中共北方區委和李大釗領導北京人民群眾,舉行了3次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討伐張作霖的示威大會。2月又在天安門舉行了反英討吳(佩孚)大會。3月12日,發生了日本軍艦炮轟大沽口炮臺的事件,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怒。在李大釗領導下,北京掀起了群眾性的抗議高潮。3月18日,北京十余萬群眾在天安門舉行反帝示威大會。李大釗是這次大會的主席之一,他號召大家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聯合進攻,反對軍閥賣國的罪行。會后,組成兩千多人的請愿團到段祺瑞執政府請愿。在執政府門前,反動軍警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造成47人死亡,200多人負傷的慘案。李大釗在頭部和雙手負傷后,仍不顧危險地指揮退卻。當晚又主持召開北京黨、團會議,布置慰問傷者,追悼死者,組織下一步的斗爭。

三一八慘案后,段祺瑞反動政府對李大釗等革命者發出通緝令,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釗不得不轉入地下。3月底,他把國共兩黨在北方的領導機關遷入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舊俄兵營內辦公。4月,奉系軍閥占領北京,段祺瑞宣布下野,白色恐怖更加嚴重。軍警、特務和東交民巷帝國主義的間諜勾結起來,不斷地監視和跟蹤革命者。李大釗和其他一些同志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仍積極地開展革命工作。

1926年9月,黨中央通知李大釗等離開北京南下武昌。行期已定,李大釗臨時又改變計劃,他說:“我現在工作實在擺不開……”所以,他叫同志們先走,他后走。對南下的干部人選,李大釗從全局出發,決定調北方區委大部分中堅骨干力量,支援武漢地區和南方省區。幾個月間,調往武漢和南方的干部有何孟雄、張昆弟、吳雨銘,陳毅、楊靖宇、王荷波、史文彬、安體誠、于樹德等許多人,而李大釗自己一直沒有離開北京,在極困難的情況下堅持領導著北京的對敵斗爭。

1927年初春,敵人加緊對北方領導機關的監視,風聲更緊了。工友閻振三出去送信,沒有回來,炊事員張金印出去買菜,也沒有回來,他們都被敵人逮捕了。李大釗的處境更加險惡了。在這前后,有許多老朋友和關心他的人士,托人送信或親自拜訪,勸他離開北京,都被他婉言謝絕了。夫人趙紉蘭更為他擔心焦急,不時地勸他,李大釗總是說:“不是常對你說嗎?我是不能輕易離開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給誰?”“你要知道,現在是什么時候,這里的工作是這樣重要,哪里能離開呢?”李大釗就像一棵青松,儼然挺立在嚴寒風雪中。

4月6日清晨,奉系軍閥張作霖,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出動了三四百名警察、憲兵和特務,包圍了蘇聯大使館及附近一帶,沖入舊俄兵營,實行瘋狂的大逮捕。

這一天正好是清明節,李大釗正在屋里伏案寫作,一群憲兵、警察、特務蜂擁而入。一個特務拉出前些時被捕的工友,指著李大釗說:“你認識他嗎?”這位受過李大釗教育的可敬的工友搖了搖頭。那家伙獰笑著說,你不認識他?我可認識他!隨即逮捕了李大釗。同時被捕的還有范鴻、譚祖堯、楊景山、鄧文輝等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優秀革命者以及李大釗的夫人和他們的兩個女兒等80余人。

李大釗被捕以后,受盡了敵人的殘酷拷打和折磨,敵人慘無人道地用竹簽敲進他的指縫里,最后竟剝去了他雙手的指甲。但他始終無所畏懼,堅貞不屈,嚴守黨的機密。

1927年4月8日《晨報》報道:“李大釗受審問時,態度甚從容,毫不驚慌”,“著灰布棉袍,青布馬褂,儼然一共產黨領袖之氣概!”

同日《順天時報》也報道:李大釗“精神甚為煥發,態度極為鎮靜,自承為馬克思學說崇信者,故加入共產黨,對于其他之一切行為則謂概不知之,關防甚嚴”,“李無確供”!

《晨報》1927年4月17日又報道:李大釗被捕10天來,受到了多次審訊。每次審訊,李大釗除對于“共產學理及主義,均承認不諱”外,其他一概不知,對所謂種種“罪名”,“則竭力辯白,謂并無此項行動”。

審訊和嚴刑拷打無濟于事,張作霖變換手法,企圖以高官厚祿進行收買,但遭到李大釗的嚴詞痛斥!

李大釗的夫人和女兒,雖然與他一同被捕,但他“在獄二十余日,絕不提家事”。他的女兒李星華回憶,她和母親、妹妹曾在法庭上見過他一次,“父親瞅了瞅了我們,沒有說一句話,臉上表情非常平靜,既不愉快,也不傷心。似乎他的心并沒有放在我們身上”。是一種偉大力量——對黨的事業的堅定信心,“籠罩了他的整個精神”。

李大釗的被捕,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的震動和廣泛的同情。京津“各報社評,皆暗為守常呼吁”。國民軍拍來電報,向奉系軍閥提出警告。北京25所大學校長,聯名發表聲明,要求將此案移交法庭處理。學生群眾、社會名流和他的同鄉好友,多方設法營救。尤其是北方的鐵路工人,組織了劫獄隊。準備采取劫獄行動。李大釗得知后,堅決不同意這樣做。他說:“我個人為革命為黨而犧牲,是光榮而應當,但已經是黨的損失……我不能讓同志們來作冒險事業,而耗費革命力量,現在你們應當保存我們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損失。”黨組織忍痛接受了李大釗的意見,說服鐵路工人放棄劫獄的行動。

李大釗在被捕期間,寫了《獄中自述》。這是一篇氣壯山河的無產階級的正氣歌!為了挽救一同被捕的青年同志們,他在“自述”中把一切責任都承擔在自己身上,要當局“不事株連”。在這生死關頭,李大釗沒有自己,只有他人,這種偉大崇高的精神,天地為之動容!

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政變;4月15日,廣州也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大革命陷入了危機之中,中國的天空烏云翻滾。不久,蔣介石便密電張作霖:“將所捕黨人即行處決,以免后患。”

4月28日,反動軍閥不顧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對,組織所謂特別法庭秘密審判,對李大釗及同時被捕的19位革命者處以絞刑。下午2時,敵人把李大釗等押送到西郊民巷京師看守所后院處死,李大釗像平常一樣鎮靜自如,和往常一樣,身穿那件退了色的長袍,第一個登上絞刑臺,英勇就義。時年尚不足38歲。

與李大釗同時就義的有譚祖堯、鄧文輝、謝伯俞、莫同榮、姚彥、張伯華、李銀連、楊景山、范鴻、謝承常、路友于、英華、張挹蘭(女)、閻振山、李昆、吳平地、陶永立、鄭培明、方伯務等19名烈士。

在李大釗被捕期間,報紙對李大釗的品格、為人也做了大量報道:李大釗“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所受之辛苦,有非筆墨所能形容”。“李氏私德尚醇。如冬不衣皮襖,常年不乘洋車,盡散月入,以助貧苦學生”。

李大釗犧牲后的幾天里,中外記者紛紛到李大釗家中采訪李夫人。到了李大釗家里,一個個大驚失色,他們根本想不到,像李大釗這樣中外馳名的教授,家中生活竟是這樣貧苦。第二天,各報就出現了這樣的報道:“李大釗平昔不事儲蓄,身后極為蕭條”,“李夫人回家后,僅一元之生活”,李宅“室中空無家具,即有亦甚破爛”,“子女服飾樸實,可知其平日治家之儉約矣”。是的,李大釗在為民族解放事業奮斗過程中,把自己的一切無私地奉獻給了人民。

李大釗犧牲后,中國共產黨及各界進步人士無不深感悲痛。黨的機關報《向導》發表了悼念文章,國民黨左派何香凝等聞訊后,痛哭失聲。馮玉祥下令全軍戴孝,向他致哀。李大釗的靈柩寄放在北京宣武門外浙寺內。1933年,中國共產黨通過北京大學的師生和李大釗的生前友好,發起為他舉行公葬。為公葬捐款的名流學者達一百多人。4月23日,大批的學生、工人、市民匯成浩浩蕩蕩的洪流,冒著白色恐怖為他送葬,形成一次悲壯的示威。許多參加者為此而被捕、犧牲。當靈柩安葬在香山萬安公墓時,黨組織送來的一塊刻著鐮刀、斧頭圖樣和“中華革命領袖李大釗同志之墓”的墓碑,由于當時環境所限,也和靈柩一起埋在地下。50年后,修建李大釗烈士陵園時,它才重見光明。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人民沒有忘記李大釗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作出的卓越貢獻,在他的家鄉建立了李大釗故居紀念館,出版了《李大釗選集》和《李大釗詩文選集》。北京大學1981年、1982年兩屆畢業生,自愿捐款,塑造了他的半身銅像,立在校園內。中共中央于1983年3月18日,將李大釗和夫人趙紉蘭的靈柩,移葬于新建成的李大釗烈士陵園。墓前是李大釗烈士的漢白玉全身雕像,墓后是一座青花崗巖紀念碑。碑的正面鐫刻著鄧小平同志的題詞:“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烈士永垂不朽”,碑的背面是中央為他撰寫的碑文,記載著他的生平事跡。庭院的正廳,陳列著黨和國家領導人緬懷李大釗烈士的石刻題詞和介紹烈士事跡的圖片展覽。同年,10月29日,在李大釗誕辰94周年紀念日,黨和國家領導同志及首都各界代表500多人,舉行了隆重的李大釗烈士陵園落成典禮。

李大釗同志雖然已經犧牲70多年了,但正如黨中央在他的碑文中所寫的那樣,他的“業績永遠受到中國人民的追懷和崇敬”。

(孫五一陳錫祥石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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