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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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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松年,原名多壽,1905年冬出生在歸綏城北郊(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新城區毫沁營鄉)麻花板村一戶貧苦的蒙古族農民家庭。直到1918年春天,已經13歲的多松年,才在親友的資助下,進入歸綏石王廟蒙文小學校,后又轉入土默特高等小學校讀書。在學校里,一位思想進步的國語教師,使他了解到中國當時的狀況,在幼小的心田里萌發了愛國的思想,開始關心國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運。

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猶如火山爆發,消息傳到塞外古城歸綏時,激起了各族各界人民,首先是學生的強烈的呼應。多松年堅定地投入了本地的愛國運動。從此,他開始登上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爭舞臺。1921年秋天,他參加了歸綏學生砸日資電燈公司的斗爭。1923年5月,歸綏各校學生為紀念五四和五七國恥日,掀起了抵制日貨的運動,一舉搗毀了頑固推銷日貨的“盛記”商行。多松年在這次學生愛國斗爭中,和同學們組成宣傳隊,向店主和店員講解“抵制日貨,實行對日經濟絕交”的道理。他們還臂戴袖標,手拿小旗,前往車站商號查封日貨。

1923年秋天,多松年以優異成績考上了北京蒙藏學校。他告別親人,與烏蘭夫、李裕智等一批蒙古族青年一起,踏上了為反帝反封建而學習科學文化、尋求革命真理的征途。

以李大釗為負責人的中共北方區執行委員會,對這批蒙古族青年非常重視,先后派鄧中夏、黃日葵等到蒙藏學校工作。在他們的教導下,多松年學習了《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著作,閱讀了《新青年》、《向導》、《政治生活》等革命刊物,思想豁然開朗。他開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觀察社會,逐步懂得了民族壓迫的實質是階級壓迫,包括蒙古民族在內的各族人民,只有團結斗爭才能共求解放;特別是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是各族工農群眾解放的領導者。他毫不猶豫地選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要做一名無產階級和民族解放的先鋒戰士。1924年初,他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并擔任了蒙藏學校團支部的負責人;不久,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成為最早的蒙古族共產黨員。

當時,北洋政府蒙藏院,對于中國共產黨在蒙藏學校的活動和蒙古族青年的覺醒,十分恐懼。先后派王維翰、金永昌等反動分子任校長,加強對學校的控制。同時取消了該校原設的官費待遇,以迫使這些家境貧寒的進步學生輟學,分散瓦解正在成長的蒙古族革命力量。多松年因為無力自費學習,1924年春天被迫離校,返回歸綏投考了師范學校。同年8月,蒙藏學校恢復官費待遇,多松年重返北京蒙藏學校讀書。

在蒙藏學校期間,多松年全力參加中共北方區執行委員會領導的革命活動,擔任北京西城區黨的宣傳員。1924年1月,中國共產黨發起了歡迎孫中山北上召開國民會議的運動,多松年積極投入宣傳鼓動工作,把黨的刊物和各種傳單、標語,及時、安全地轉送到各個聯絡點;有時,還機警地躲過巡警、特務,或者把傳單、標語直接散發給群眾,或者張貼在大街小巷。1925年3月,在由中國共產黨和孫中山倡導召開的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期間,北洋軍閥政府派出軍警日夜巡查,但“支持國民會議”、“反對善后會議”、“打倒軍閥”、“打倒賣國賊”、“打倒帝國主義”等標語仍不時地出現在北京的街頭巷尾。多松年,就是戰斗在這條宣傳戰線上的一名尖兵。

為了在蒙古族中廣泛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黨的革命綱領,發動蒙古族農民參加反帝反封建的斗爭,在中共北方區執行委員會的直接領導下,多松年與烏蘭夫、奎壁等,創辦了內蒙古第一個馬克思主義革命刊物《蒙古農民》。為了辦好這個刊物,多松年到蒙古族聚居的察哈爾、綏遠一些地方進行社會調查。他對軍閥的黑暗統治和軍閥混戰給廣大群眾造成的災難,以及王公地主、旅蒙奸商對農牧民的殘酷剝削、欺詐勒索等社會狀況,進行了深入細致的了解,為揭露軍閥的殘暴統治掌握了大量材料。在多松年和戰友們的共同努力下,《蒙古農民》于1925年4月28日創刊,刊載的第一篇文章便開宗明義地提出:“蒙古農民的仇人是——軍閥、帝國主義、王公。”還刊載了《直奉打仗內蒙農民遭殃》等內容充實、號召力強的文章和有關漫畫、民歌。由于旗幟鮮明、通俗易懂、實實在在,《蒙古農民》受到熱河、察哈爾、綏遠蒙古族群眾的歡迎,發揮了宣傳鼓動的作用。

為了培養蒙古族的新生力量,中共北方區執行委員會決定把蒙藏學校中部分蒙古族青年分別送往蘇聯、蒙古、廣州學習。多松年和烏蘭夫等五人于1925年10月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在學習期間,多松年目睹了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就,聆聽了斯大林的講演,使他耳目一新。蘇聯勞動人民的翻身解放,少數民族有了平等權利,使他感慨不已。他如饑似渴地學習馬列著作,為中國的革命武裝自己。

1926年秋天,多松年學畢回國,擔任了察哈爾特別區黨的負責人。他深入工廠、學校,特別是深入農村、牧區,推動革命事業的發展,截至1927年6月,在察哈爾特別區農村,建起村民會82個、區農會4個、縣農會1個;同時,還同在包頭工作的李裕智等密切配合,使相鄰的察哈爾、綏遠兩地區的革命斗爭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局面。

1927年,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開始在上海,接著在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廣西等省,大規模地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與此同時,北方的奉系軍閥張作霖也大批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4月28日,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中共北方區執行委員會負責人李大釗,在北京被殺害。

在危急形勢下,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在武漢舉行。多松年作為熱河、察哈爾、綏遠三特別區的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共五大。會上,毛澤東、瞿秋白、蔡和森、惲代英等黨的領導人和杰出活動家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主張的批評,使多松年加深了對黨的路線的認識。在武漢期間,他還出席了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召集的擴大會議,參加了關于解決土地問題、農民政權問題的討論。5月中旬,多松年離開武漢,返回張家口。

多松年參加黨的五大時,已經得知李大釗犧牲的噩耗。他途經北京時,以極其悲痛的心情,默默悼念指引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導師。此時,奉系軍閥還在屠殺、迫害共產黨人、進步人士和革命群眾。北京,依然崗哨森嚴,暗探密布,滿城血雨腥風,一片白色恐怖。他在北京,還得知一個不幸的消息,黨在張家口的地下組織也被破壞,有些同志被捕入獄。面對這種險惡形勢,多松年毫不畏懼,毅然離開北京返回張家口,以便采取應變之策,營救被捕同志。6月底,張家口反動當局貼出布告懸賞緝捕“大共產黨多松年”。多松年只得接受同志們勸告,暫回歸綏隱蔽。可是,多松年的心仍系在張家口。他一想到察哈爾地區黨的革命低潮中的工作尚未布置,營救被捕同志的工作還沒安排,就深感不安,毅然深入虎穴,返回張家口。

多松年一到張家口,就被特務發現。當他回到黨的機關銷毀文件時,跟蹤的特務、警察破門而入,不幸被捕入獄。

奉系軍閥委任的察哈爾都統高維岳,為了徹底破壞我黨在察哈爾的地下組織,以交出我地下黨員名單為條件,許諾給予高官厚祿,妄圖誘使多松年叛變投降。鋼鐵般的革命氣節,使多松年無私無畏,答復敵人的僅是冷嘲、怒斥。敵人皮鞭抽,棍棒打,鐵條烙,都未能使多松年吐露只字秘密。高維岳無計可施,決定殺害多松年。

8月中旬一天早晨,多松年被綁押到大境門城頭上。插在他背后的牌子上,寫著“共產黨多松年”。在大境門內外,站滿了武裝軍警和便衣特務。多松年知道,這是他為共產主義事業獻身的最后時刻。短短的十來天,他被敵人的酷刑折磨得無力講話了。但是,他從容堅定,用充滿希望的目光,向為自己飲泣吞聲的群眾告別。奉系軍閥極其殘忍,用5根1尺多長的大鐵釘,把他活活釘死在大境門城墻上。

多松年壯烈犧牲了,時年僅22歲。他的一生雖然短暫,但是,他的光輝業績,永載青史。

(亮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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