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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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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方舟,原名蘭渚,又名芳洲,1900年農歷8月22日生于河北省寧河縣(現屬天津市)口村一個農民家庭。他6歲入本村私塾,13歲轉入口小學堂讀書。他勤奮好學,手不釋卷,學習成績總是名列前茅。父母和老師經常講岳飛、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故事和林則徐、關天培等反帝抗英的事跡,使他從小逐步形成了愛國主義思想。

于方舟小學畢業后,于1917年秋考入天津直隸省立第一中學校。他看到租界的外國人持槍站在中國的土地上,心里憤憤不平。學校有一份《進修》周刊,他經常發表文章,后被聘為該刊的編輯。1918年10月,《進修》連續發表了他的紀實小說《庚子燹余記》,揭露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他作《方舟歌》:“蒼茫大海中,方舟一葉為萍梗,帆檣了不具,問君何以濟群生?”表現了他立志救國救民,“以濟群生”。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正在天津直隸第一中學讀書的于方舟積極投身于運動之中。5月6日晚,于方舟作為直隸一中的代表,參加了在北洋大學召開的天津各大中學聲援北京學生的緊急代表會議。回校后,立即成立直隸一中學生救國團,于方舟被推為團長。5月14日,天津學聯成立,于方舟被選為評議會的委員。天津各界聯合會成立后,于方舟又被選為學生代表之一,成為天津愛國運動的領導成員。5月23日,于方舟率領直隸一中學生參加了天津15所大中學校萬余名學生的罷課斗爭。并在他主持編印的《醒》報上發表文章,指出罷課的目的是:“喚醒國民,拯危救亡。”他創辦的“新生社”和周恩來領導的“覺悟社”一起,在運動中為團結進步青年,傳播真理,開展愛國斗爭,發揮了重要作用。直隸一中學生成為天津五四運動的一支骨干力量。于方舟有勇有謀,被同學們譽為天津五四運動的“四大金剛”之一。當時有“誰人不知于蘭渚(于方舟名)”之說。

在學生運動的影響下,全國許多大中城市工人罷工,商人罷市。人民的強大壓力,迫使北京反動政府不得不于6月初釋放了被捕的學生,撤去了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的職務,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取得初步勝利。

北洋軍閥政府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后,日本政府又提出山東問題由中日兩國“直接交涉”的無理要求,而北洋政府準備屈辱投降。于是,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更大規模的反對“直接交涉”和抵制日貨的運動。天津學聯成立了演講部,于方舟被選為宣傳科及演講隊的成員。他經常帶領一中學生到東門里、東北角等地演講。面對軍警的干涉,他侃侃而談。衣服被軍警撕破,他講得更加激昂感人。8月23日,于方舟正在街頭揭露山東鎮守使馬良槍擊愛國民眾的罪行時,被反動警察抓去。他不顧個人安危,拘押半月,釋放后繼續進行愛國宣傳。

10月10日,天津各界聯合會在南開操場召開萬人大會,于方舟參加了大會的籌備工作。大會一致聲討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群眾運來大批日貨當場燒毀。會后舉行游行示威,于方舟站在隊伍的最前列,帶領隊伍高呼口號,沿途演講。為了動員和督促各商號抵制日貨,于方舟積極聯絡各界愛國分子,組織起來,身穿白孝服,手持哭喪棒,到不抵制日貨的商戶講明抵制日貨的重要意義,痛陳亡國的危險。當時在天津造成了“不買仇貨,提供國貨”的社會輿論,形成了日本貨船到港無人卸、日貨一律封存的局面。

隨著愛國運動的深入發展,反動當局對愛國學生的迫害日益加緊。1920年1月,天津反動警察毆打了抵制日貨的學生,扣押了各界代表,查封了天津各界聯合會和學生聯合會。29日,于方舟和周恩來等率領數千名愛國學生,到直隸省公署請愿,要求代電中央駁回日本政府通牒,拒絕山東問題“直接交涉”,恢復各界聯合會和學聯,釋放被捕代表。反動當局竟出動軍警野蠻鎮壓,釀成流血慘案,50多名學生被打傷,于方舟和周恩來等4位代表被捕入獄。

于方舟入獄當天,就給警察廳長寫出質問書。反動警官問他:“你們到省公署何事?”于方舟慷慨陳詞:中國“外交失敗,正在‘一發千鈞’的時候,所以請愿省長,讓他代打電報給北京政府,秉承愛國之心,這有什么不好呢?”他借機反問:“公署為什么拘留愛國學生,學生愛國犯了什么罪?”問得反動警官瞠目結舌,灰溜溜地走了。

為了抗議當局非法拘捕學生,周恩來和于方舟等向警廳提出,限三日內公審,否則全體絕食。警察恫嚇說:“廳長還怕你們。”于是,周恩來、于方舟等人4月2日全體絕食。第三天,鄧穎超等24人來到警察廳,要求替換代表坐獄絕食。當局害怕事態繼續擴大,便于4月7日將因病和未成年的3名代表釋放,于方舟和周恩來等21人被移送地方民事看守所”。此間,于方舟曾寫有“紅日過墻三丈透,監獄門開來走獸,看到絕食眉頭皺,面對英雄身發抖”的詩句。

在獄中,于方舟又寫了要求學習和聚會自由的請求書,從而為被捕難友爭得了讀書聚會的自由。他們當即訂閱了《時事新報》、《晨報》等,湊錢買了新書,辦起了讀書會。周恩來還向難友們介紹了馬克思生平,講述馬克思學說。于方舟講了《平民教育實施辦法》,獄中斗爭十分活躍。這時,寧河縣有位紳士以“關心青年前途”為名,前來勸說于方舟要以從學為要。于方舟則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予以駁斥。

在周恩來和于方舟等強烈要求下,檢察廳于1920年7月6日至8日開庭公審。判周恩來、于方舟等4人“騷擾罪”。于方舟反駁說:“試問省長是中國行政長官,學生是中國學生,以中國學生請愿中國行政長官,何得謂之觸犯刑律?”法官無言以對,最后只得強捏“聚眾騷擾”罪,判處周恩來、于方舟等4人有期徒刑兩個月,于7月17日和先后被捕的二十多名各界代表一起“期滿”釋放。周恩來和于方舟等以自己的鐵窗生活,換來了代表們的釋放和斗爭的勝利。于方舟在獄中不僅經受了鍛煉,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教育,而且加深了與周恩來的戰斗友誼,斗爭意志更加堅強。

于方舟出獄后,他被學校開除學籍。這時,他的家鄉寧河縣政府貼出增稅告示:鹽、堿、薄、洼地每畝增征二錢六厘銀子。于方舟決定借機發動農民進行抗稅斗爭,召集暑假回鄉的進步同學與貧苦農、漁民到縣政府請愿。于方舟質問縣議會議長、劣紳劉瑞五:“為何巧立名目增加附加稅?”“你身為議長,既不體貼民苦,又不講出附加稅的用途。”并代表農民要求:“立即宣布撤銷原案,收回告示!”隨去的群眾在縣府門外高聲吶喊。寧河當局怕鬧出亂子,當場宣布免征附加稅,抗稅斗爭取得了勝利。

不久,于方舟與李大釗和北京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取得了聯系,并成為研究會的通訊會員。1920年夏秋之間,于方舟在天津組織了馬列主義研究會,發行了會刊,對馬列主義在天津的傳播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10月,于方舟在李大釗的指導下,建立起社會主義青年團天津小組。1922年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天津支部,不久,建立天津團地委。在于方舟領導下,團地委成員深入到工人中創辦夜校,宣傳革命思想,傳播馬列主義,為天津黨組織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1922年9月,于方舟化名于紹舜考入天津南開大學文科。他一面學習文化知識,一面從事革命活動。他首先整頓了寧河旅津學生同鄉會,當選為會長;接著又整頓了天津學生聯合會,被選為執行部部長。1923年經李大釗介紹,于方舟加入中國共產黨。

于方舟入黨不久,接受黨中央籌建天津地方黨組織的任務。1924年1月,經李大釗推薦,于方舟出席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他回津后和江浩、李錫九等一起,建立了中共天津地方執行委員會,當選為地委書記。接著,他又幫助國民黨成立直隸省黨部,被選為執行委員。

孫中山赴北京途中,于1924年12月4日到達天津,于方舟等發動和組織一萬多人前往碼頭歡迎。1925年3月1日,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于方舟、鄧穎超等代表天津出席大會。不久,孫中山不幸病逝,于方舟等在天津組織各界人民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

中共天津地委派黨員到工人集中的工廠創辦平民學校,于方舟親自到校講課,編寫課本,以“反對不平等條約”、“提倡國貨、抵制日貨”等為內容,宣傳愛國思想和馬列主義。他通過對工人教育逐步建立工會,發展黨員,建立黨的基層組織。1925年5月1日,于方舟組織天津人民第一次紀念國際勞動節大會。五卅慘案的消息傳來,天津地委積極組織各界群眾成立“滬案后援會”,同時恢復了天津各界聯合會,地委連續組織了三次聲勢浩大的反帝示威游行,聲援上海人民的斗爭。接著,于方舟又領導了天津人民反對比利時資本家電燈、電車加價的罷工斗爭,并取得勝利。8月6日,20多個工會聯合成立天津總工會,于方舟到會講了話。隨著斗爭的發展,天津黨的組織迅速成長壯大,到1926年已建立20多個基層支部,黨員發展到400多人。

孫中山逝世后,國民黨的一些老右派,在北京召開“西山會議”,反對國共合作,宣布“開除”李大釗、毛澤東等9位中執委和候補中執委的黨籍,于方舟也在“開除”之列。1926年3月10日,在國民黨直隸省代表大會上,于方舟挫敗了國民黨右派篡權的陰謀,仍被選為省黨部主要負責人。

中共北方局為了積極貫徹八七會議精神,推動農民運動的發展,于1927年9月改組了中共順直省委,于方舟調任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此時,中共北方局書記王荷波來玉田指導工作。早在1927年初中共玉田縣委建立后,即領導農民開展反抗“旗地變民”和取消“警察捐”的斗爭。王荷波認為玉田基礎較好,指示縣委響應南昌起義,盡快舉行農民暴動,實行土地革命。10月18日,在中共順直省委領導下,中共京東特委和玉田縣委組織了第一次玉田暴動,攻下了玉田縣城,暴動取得了初步勝利。但由于特委意見嚴重分歧,暴動受挫。順直省委遂決定派于方舟前去領導第二次玉田暴動。

于方舟率領一批軍事干部到達遵化城北王爺陵,主持召開了干部會議,傳達了順直省委關于成立京東革命委員會和京東人民革命軍及再次攻打玉田的決定。遂將現有參加暴動的隊伍改編為京東人民革命軍,任命楊春霖為總司令,劉自立為參謀長。經過動員,離隊、失散人員歸隊,人民革命軍很快發展到200多人。

于方舟主持制定了第二次攻打玉田城的計劃。人民革命軍經過短期的教育和軍事訓練,全體指戰員精神煥發、斗志旺盛,高舉“土地革命”紅旗,浩浩蕩蕩向玉田進發。沿途張貼“打倒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取消苛捐雜稅!”“實行土地革命!”等標語。

11月初,人民革命軍進入劉莊一帶,于方舟、楊春霖等決定先攻打平安鎮。這天正是平安鎮大集,指戰員們化裝成趕集群眾,進入平安鎮,出其不意發起攻擊,斃傷警察、民團數十人,繳獲長短槍15支,沒收了稅務局和地主豪紳的財物,分給貧苦農民。當天,在平安鎮召開群眾大會,宣傳土地革命綱領,宣布取消一切苛捐雜稅,動員青年參加革命軍。隊伍發展到300多人。

平安鎮首戰告捷后,于方舟等率領人民革命軍進至魯家峪。當地群眾反映,東峪村惡霸地主劉玉梨為非作歹、橫行鄉里,群眾恨之入骨,于方舟等當即派部隊前去逮捕他,并準備好繳他的武器。但劉玉梨據墻堡頑抗,人民革命軍當晚未能進入其院內。劉玉梨連夜串聯十幾個村莊的反動武裝兩三千人,拂曉前將魯家峪團團包圍。于方舟等暴動領導人率隊突出重圍,但當他們走到豐潤縣沙流河附近時,又與大批民團遭遇,于方舟、楊春霖、解學海、劉自立等不幸被俘。

于方舟等被俘后,被解往玉田縣城。敵人施以種種酷刑,于方舟堅貞不屈與敵人頑強斗爭,表現了共產黨人的英雄氣概。為了營救于方舟等人,黨組織曾醞釀武裝劫獄。但敵人搶先于1928年1月一個寒風凜冽、陰云密布的夜晚,將于方舟等押往玉田城南門外殺害。途中,于方舟視死如歸,高唱《國際歌》。臨刑前他大義凜然,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口號,年僅28歲的于方舟慷慨就義。

(于榮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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